sogsblog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
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
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
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
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
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
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
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
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
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
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
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
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
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
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
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
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
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
，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
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
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
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
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
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
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
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
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
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
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
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
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
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
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
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
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
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
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
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
，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
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
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
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
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
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
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
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
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
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
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
。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
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
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
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
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
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
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
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
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
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
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
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
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
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
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
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
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
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
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
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
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
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
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
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
，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
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
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
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
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
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
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
。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
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
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
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
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
，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
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
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
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
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
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
，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
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
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
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
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
，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
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
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
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
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
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
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
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
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
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
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
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
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
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我的自述（摘录）
 
　　　　　　　　　　　　　邓小平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
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
查了他的错误。以下为该自述的摘录。）
 
　　　　　　　　　　　红七军工作时期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後，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
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
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
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
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份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
，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
大队行动的。後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
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
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
色，准备打红旗，决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
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於十
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後，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
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龙州动身，於一
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
西任七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
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
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
豫去了香港，後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
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
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
），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
，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囗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
"。全军听了都很兴奋，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
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
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
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
，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
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
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於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麽不对
，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囗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
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麽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
。经过一番争论，我终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
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
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
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
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
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
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
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
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
。随後，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
，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
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
，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
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於我离浚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
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
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後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
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
，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
"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後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份子篡夺了县的
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
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
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
，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份子，为被冤屈的干
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
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於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
"围剿"粉碎後，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
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
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
卫军）的枪枝很少，由於"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的，财政经济也很
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
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
一两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
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後，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
务，给了我以最後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
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
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
月秘书长後，要求另调工作，於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
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
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年前後，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
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
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
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
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於百团大战，
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
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後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
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
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
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
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波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
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
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
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後，向主席
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
，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
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叁与者之一，我当
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麽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
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
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
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於党和人民，对於社会主义事业，
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於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
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
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
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
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後又在长期工作
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
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
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
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
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
，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
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
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
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
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
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後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
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
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叁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
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
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
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
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
务的确定，我都是叁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
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
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
、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
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叁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
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
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
，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
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
，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
。书记处成员前後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
，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
果我自己最後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
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
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
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
、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
的大字报出来後，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
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
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
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
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於我本人来说，文
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於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
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
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
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
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
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
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①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②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
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
个山洞③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
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
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④的讲话，
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
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
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
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
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
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
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
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
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
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
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
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
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
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
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
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
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
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将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
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
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
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
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
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
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
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
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
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
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
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
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
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
、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
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
注：
①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原件为毛泽东销毁
，以上为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
②魏：魏文伯，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陈：陈丕显，前中共上海市委第一
书记、华东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
③指韶山滴水洞。
④朋友指林彪。讲话，指林彪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

【作者: sog.white】【访问统计:】【2004年12月17日 星期五 12:06】【注册】【打印】